摘 要： 福利国家模式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历史上，福利国家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压力，保证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然而，在后续的发展阶段里，福利国家模式暴露出了财富分配的非公平性、福利保障的虚伪性、交往层面的非和谐性、人的发展的失衡性等弊病。这是因为福利国家模式建立在私有制之上，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发展，实现资本增殖，而非为民众造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反噬、福利支出的攀升等因素，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别于福利国家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注重发挥制度优势，不懈追求和平发展，进而从价值理念、治理方式、国际道义等层面实现了对福利国家模式的实质性超越。

关键词： 福利国家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福利国家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西方社会。在何谓福利国家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展开过广泛探讨。有论者联系社会历史，将福利国家归为“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形态”[1]；有论者根据权力结构，将其视作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序干预的国家组织形式[2]；有论者聚焦功能效用，将其看成“一种试图解决资本主义贫富分化问题、弥补社会治理漏洞的体制模式”[3]。这些观点虽各有侧重，但本质相近，都指出了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结合既有观点与福利国家发展历史，本文认为，福利国家指的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突出政府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社会职能的，旨在维护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形态；福利国家模式，是这种国家形态在财富分配、福利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政治立场、运作机制、制度安排等内容的综合体现。 历史上，福利国家模式曾推动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然而，其所带来的良好发展形势并未保持太久。尤其是近几年来，英国、法国、德国等福利国家更是出现一系列社会动荡与治理危机。新征程上，有必要深刻认识福利国家模式的本质所在，看清此种模式的种种弊端，进而充分体悟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优越之处。

一、 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病

20世纪70年代后，福利国家模式成为了“新的矛盾和政治分裂的源泉”[4]。资本主义国家纵然推行了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遵循的具有强烈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也未能彻底解决其中的问题。及至今日，福利国家模式依旧充斥着一系列弊病。

（一） 财富分配的非公平性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其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原理的正确与否，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5]。为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牢牢掌握着财富分配的主导权。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对于其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有着深刻的感悟。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带来财富增长之余也带来了贫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提高虽然令工人阶级得到了较以往多的财富，但与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相比则显得微不足道。据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实则为相对贫困问题。

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福利国家模式同样存在相对贫困问题。福利国家模式中虽然具有诸多福利制度，但这些福利制度的背后实则隐藏着削弱民众抗争情绪的政治用意与冷酷无情的阶级统治，而富有群体与贫困群体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问题也并未因福利国家的建设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托马斯·皮凯蒂曾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以及“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或至少是不平等的强大力量”[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四分之三的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出现了两极分化加剧的现象[7]。不少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对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历次改革的重点不在于对资产阶级的福利进行明显缩减，而在于改变民众的福利水平与享受福利的门槛。2021年，西方社会依然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贫富分化问题。例如，德国、希腊、西班牙最富有1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份额分别为55.55%、41.28%、53.22%，而底层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份额则分别为1.14%、6.45%、3.88% 1 。2021年以来，欧盟一直保持着16%至17%的贫困风险率 2 ，不少民众被社会排斥问题所困扰。显而易见，不论何种形式的福利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8]。

（二） 福利保障的虚伪性

西方社会建设福利国家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9]，也在于增强民众对于资本主义的认同程度。在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与人的意识的纵深联结下，福利国家模式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深层剥削民众、推行意识形态领域“隐形霸权”的重要工具，其中的福利保障充满了虚伪性。

就词义而言，“福利”一词往往与宜居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医疗设施、优质的教育水平等事关美好生活的事项相联系。在资本主义拥护者的精心包装下，“福利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蛊惑人心的重要概念，一些民众甚至将其视为“福利天堂”。应当明确的是，福利国家模式中的高工资与高福利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之所以会提供高工资，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积累的财富已经较为可观，容许其多支付些工资给劳动者；另一方面是因为高工资具有激励作用，可以促使劳动者为其创造更多财富。此外，福利国家模式中虽有着高福利，但高福利建立在高税收之上，且税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劳动者。因此，是广大劳动者提供了福利支出所需的绝大部分费用。在高工资与高福利的作用下，劳动者为资产阶级创造了更为可观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赚得盆满钵满。由是观之，福利国家模式下的福利保障有着较强的迷惑性，不论是高工资还是高福利，都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现象，难以真正实现全民富裕。

（三） 交往层面的非和谐性

福利国家模式是资本主义国家针对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危机进行反思与修复的顶层设计，是其在现代化建设上的探索。起初，福利国家的建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发展。不过，当社会危机得到缓和的时候，资产阶级便倾向于缩减福利支出，因为福利方面的支出往往会造成自身收益的减少。所以，民众与资产阶级在福利问题上时常存在着矛盾。伴随福利支出的扩大，两者之间的矛盾逐步累积、加深，社会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进而出现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2012年的伦敦骚乱事件，以及2018年始于法国而后蔓延至荷兰、爱尔兰等国的“黄马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福利改革不合理、福利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引起的。

另外，福利国家模式也对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冲击。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10]，“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1]。自开拓世界市场以来，资产阶级就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后发国家则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的规则中进行着“不等价交换”。西方福利国家能够在诸多危机中求得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其建立在以后发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工厂”上，后者为其承担了不少发展中的压力与风险。为使福利国家模式不至“走向崩溃”，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推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结果，国际社会争斗不断，世界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

（四） 人的发展的失衡性

西方现代化的典型症候体现在“物”对人的统治和奴役上。16世纪后，于西方世界掀起的两场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不仅使人们的政治观念从“君权神授”向“主权在民”转变，也令“自由”“平等”等概念深入人心。自此，“神本”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取代。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尽管使人从对“神”的膜拜与对人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却又使其转入对“物”的依附中。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现实，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拜物教批判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等“武器”，不仅在实证意义上剖析了资产阶级物化统治的压迫形式，也在规范意义上抨击了这种物化统治的非正义性，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依旧不是真正的人本社会的事实。

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模式虽然提供了高福利，但依旧没有创造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需的现实条件。首先，高福利常引起高税收，使不少企业流向他国，侵蚀了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所需的经济基础。福利国家多采取累进税制，高收入者需要缴纳高额的税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少西方企业为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上缴税费、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便将相关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也导致了西方国家税收的减少、失业率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降低，令政府难以有充足的资金去满足本国民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要。其次，高福利催生了“福利依赖文化”，使部分民众不思进取，丧失奋斗精神。在一些福利国家中，民众过着相对悠闲的日常生活，即使失业也可以获得较为可观的补助。这就助长了部分群体的懒惰之风，使其丧失为实现更高层面的个人发展与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奋斗的动力。对此，有论者将福利国家比作“新的利维坦”，认为福利国家模式造成了公民的福利依赖，“所谓的生活保障也只不过更多地培养了某种习得性的无助感”[12]。再次，高福利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削弱了市场活力，消解了人的创新精神。高福利意味着政府干预的加强，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从属地位。但是，这样一来就束缚了市场的活力，影响了民众主体性的发挥与创造精神的培育。而经济的不良发展与精神世界的贫困又会影响福利国家的建设，冲击福利供给，令民众更加难以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 、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弊病的成因

福利国家模式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成与发展的“前提”，其中实施的各类福利在本质上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反噬、福利支出的攀升等因素的叠加冲击下，福利国家模式注定不能将西方现代化导向新的境界。

（一） 私有制的存在令福利国家模式深陷内在矛盾

唯物史观表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3]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越是严重，最终形成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引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人与自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冲突。在经济危机之中，该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造成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剑拔弩张的局面，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失灵”。恩格斯曾给出使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变社会占有的应对方案，但这一富有洞见的主张未曾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推行。一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都以私有制为圭臬，这也使得社会不平等、分配不公正、劳动者相对贫困化等资本主义积弊沉疴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抬头。

福利国家模式诞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其聚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福利国家模式虽然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之上，但也注重发挥政府对市场的管控作用，以免过度市场化、商品化对福利供给造成猛烈冲击。不过，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政府的管控自然会在某些方面影响自身利益的实现。于是，资产阶级与福利国家模式之间便形成矛盾，本是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而打造的福利国家模式却又反过来成为其获取利益的制约因素。申言之，私有制与福利国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福利国家模式中存在着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价值诉求与以避免资产阶级过度剥削民众为目的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让福利国家的建设时常陷入两难境地，还限制了社会福利的实现。毫无疑问，福利国家模式既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优解，也不能带来真正惠及全体民众的公平正义。进言之，福利国家模式所带来的治理成效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产生不了真正的‘治理型国家’”[14]。

（二） 资本增殖的本性令福利国家模式难掩剥削之实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到来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剥削问题，让工人阶级陷入普遍贫困，令“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5]。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一头是资产阶级财富的迅速积累，另一头则是工人阶级生活的日益窘迫，两者的生存境遇有着强烈的反差。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有此种现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给资产阶级创造利润。进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16]的特点，以及资本具有自我增殖的本性。

作为资产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福利国家模式，始终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服务于资本增殖。马克思主义表明，资本的增殖离不开“活劳动”。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扩大，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变得越发艰难，其幸福感亦被不断削弱。如果想要维持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力，为资本增殖送去源源不断的“活劳动”，就需要采取可以缓解市场化与商品化消极影响的相关举措来满足劳动者生存上的基本需要，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福利国家模式的一个作用，正是在于提供具有去商品化效用的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对贫困者与绝望者的救济，避免了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保证了资产阶级借市场化与商品化来获得剩余价值的形式不至于被颠覆，从而让资本在劳动者能够忍受的剥削限度内实现不断积累。福利国家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对民生问题起到了“兜底”作用，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民众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不能真正解决阶级对立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关系并不会因为人们吃穿、待遇等方面的改善而得到消除。

（三）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反噬令福利国家模式难以缩减福利

继古希腊民主之光被中世纪的黑暗湮没之后，西方世界迎来了较长时间的神权与王权的统治。破除二者对于经济的约束与建立市民社会，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重要目标。在洛克、卢梭等人的探究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被划清，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与经济对政治的优先性得到确立，自由、民主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用“人民主权”取代世袭王权，使民主不再局限于政治民主的框架内，是资产阶级在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固然较宗教统治与封建专制具有进步意义，但这种民主政治中依然有着各式各样的不民主。恩格斯结合普鲁士、英国等地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所反映的症结，认为资产阶级议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软弱性与虚伪性，指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在于“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17]，使民主成为资产阶级独有的财产，用表象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亦是福利国家模式运作的政治基础。历史地看，福利国家模式是资产阶级针对工人运动暂时妥协的产物，其价值在于提供“公平”的社会保护、打造“公平”的政治经济体系，从而抚慰人心，缓和社会矛盾，培养起一批资本主义的追随者。在不少福利国家中，一个政党如果想要成为执政党，往往需要赢得民主选举。为了迎合民众的情感、博得民众的支持、争取执政的合法性，不少政客逐步出台高福利政策，有的甚至许下了脱离发展实际的福利允诺。就此意义而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让公民权利化为现实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福利的发展。此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存在，也为选民制约政客过度削减福利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福利对于民众而言具有改善生活质量、缓解生活压力等积极意义，民众也更倾向于增加福利。政客上台后若对福利进行大幅削减，势必会动摇自身的民意基础，进而危害政治稳定。正是如此，不少福利国家时常出现福利居高不下的局面，形成选举前漫天承诺、选举后难以兑现的强烈对比。

（四） 福利支出的攀升令福利国家模式面临财政困境

总览福利国家从萌芽到制度化发展的历程，“高福利并非随福利国家与生俱来，而是福利国家逐步发展的结果”[18]。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对福利的需求总体呈增长之势，福利体系变得庞杂，福利支出变得难以缩减。早在2001至2010年间，一些西方国家的福利支出年均增速就已高于经济年均增速。例如，希腊福利支出年均增速和经济年均增速分别为9.4%与5.6%，葡萄牙为7.8%与3.5%，爱尔兰为11.1%与5.3%[19]。而欧洲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充分体现了不少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与其经济实力的不相适应。

诸多事实证明，超前的福利支出并不利于实现财政上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当财政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时，又容易产生社会性危机，影响福利国家模式现实效用的发挥。为缓解高额福利支出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少西方国家选择对外举债。可是，这种做法却让本就不容乐观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对此，麦克·坦纳指出：“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无力延续的事实已经无从争议。”[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末，福利国家普遍有着较高的政府负债率。例如，意大利为134.6%，法国为109.9%，英国为100% 3 。现阶段，除了部分人口较少、发展较好的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上相对理想外，很多国家都背负着人口与财政的双重压力。不过，应当看到的是，那些发展较好的北欧福利国家在本质上也只是满足了民众“第一层次社会福利状态的美好生活需要”[21]。除了用对外举债来缓解自身的福利压力外，不少西方国家也会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污染企业、低端制造业等转移至后发国家，进而将后发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自身福利支出的来源。但即便如此，也难以填补福利上的缺口。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对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探求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富国裕民之道，从未改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担当。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真实性、和平性等特质。正是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无论是在价值理念上，还是在治理方式上，抑或在国际道义上，都实现了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实质性超越。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从价值理念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

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人民的历史地位，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与社会的变革者。马克思恩格斯尤为重视人民的重要性，态度鲜明地表明了其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阶级立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思想，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任务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党的根本宗旨，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22]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从改革开放后将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到新时代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的形式与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中得到不断拓展与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深刻写照。一直以来，党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依靠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起，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点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是关切人民所需、覆盖全体人民、维护人民利益的全民共享型富裕模式。自始至终，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而非西方福利国家模式那样坚持资本至上；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富，而非千方百计地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共同富裕还坚持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倡导可持续发展，注重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一系列造福人民的切实举措，让政府赢得了人民的高度信任。2024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达85%，远超英国（30%）、法国（39%）、德国（42%）等福利国家。 4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表明，决定致富正义与否、持久与否、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处理为谁致富、靠谁致富、如何致富等问题。而共同富裕接连取得重大成果的事实，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欣赏中国式现代化。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发挥制度优势，从治理方式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

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质，既可以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也可以广泛调动各方资源，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共同富裕的推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是互融共进的。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多维支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共同富裕有了更为科学的制度保障，其运行模式更是实现了由“先富带动后富型”向“效率与公平兼顾型”的深刻转变，有效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富裕的各项工作在党的全面领导与科学部署中得到一一落实，不仅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

新时代，党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注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落到实处，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注重发挥党的领导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3]，正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不断丰富完善，共同富裕的各项事业才能得到有序推进，避免了西方福利国家中政党倾轧、政出多门、政策不连贯等治理乱象。二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注重激发不同经济成分的内在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三是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注重形成科学的分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注重劳动付出与个人所得的一致性，主张勤劳致富，并建立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相得益彰的分配体系，有效缩小了我国城乡之间、东西之间、南北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四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形成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联动。党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的潜在活力。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避免资本无序运作。五是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注重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注重人民的广泛参与，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为共同富裕事业凝心聚力，鼓励人民通过民主的形式对共同富裕的实施展开监督、为共同富裕的向前推进建言献策。另外，党在推进共同富裕时也不像西方政党那样夸下海口、随意许诺，而是紧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与人民关注的重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具有前瞻性的目标，并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之逐步化为现实。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真正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制度体系的一脉相承，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的辩证统一，进而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有力回应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质疑与抹黑。

（三）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追求和平发展，从国际道义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

工业革命后，人们交往上的地域限制被打破，资本主义开始向世界扩张，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市场在为资本主义提供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放大了资本主义的丑态，将资本主义国家物欲横流的特性与谋求世界霸权的野心暴露无遗。通过世界市场，资产阶级将贫穷、剥削等资本主义问题播撒至世界各地，并逐步形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使后发国家长期受其欺侮压迫，让越来越多的人被异己的力量所奴役。对内，福利国家模式具有的资本主义特性决定了其不会真正造福于广大民众，不能带来长久的和谐生活；对外，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广泛、更复杂、更持久的矛盾，成为影响人类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福利国家模式注定成为不了能够有效推动世界和平且具有广泛推行意义的范本。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注重科学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积极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打破了“中心—边缘”全球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玻璃天花板”，破除了唯西方模式才能获得较快发展的致富迷思，跳出了“国强必霸”的发展魔咒，为人类现代化建设事业送去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共同富裕展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与互惠性。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的有序推进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消除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推动民族复兴；对于世界而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日渐强大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平衡发展、促进世界人民共享人类现代化事业有益成果的重要力量。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专注于维护本国利益、通过非正义的手段处处为他国发展设限的做法，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始终坚持增进人民幸福、推动民族复兴、谋求世界大同、促进人类进步的辩证统一，始终没有破坏世界和平、引发国际对立的不良居心。

四 、结 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智慧与非凡气度，展现了科学的财富分配理念与分配模式，有利于规避发展中的诸多“陷阱”。一是有利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在现代化建设中，时常可以看到一国在人均收入上达到中等水平却因发展模式的后劲不足而陷入停滞发展的现象。有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尤为注重解决发展上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有利于规避“塔西佗陷阱”。执政党的公信力，是保证现代化事业有序开展的重要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及时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鼓励人民充分参与共同富裕的各项工作，让共同富裕的推进于阳光下进行，从而充分调动了人民的主动性，有效加强了人民对党的认同度、信任度、满意度，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凝聚了强大的向心力。三是有利于规避“福利陷阱”。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在福利支出上时常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部分民众更是因为过分依赖福利而变得不思进取。与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并且鼓励人民勤劳致富，引导人民正确看待利益得失，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输送了充足的发展后劲。四是有利于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在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思维中，后发国家的崛起必将对其国际地位造成挑战，进而处处打压后发国家，引起国际争端。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处处体现着追求和平发展的价值旨趣，注重以壮大中国来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前推进注入了丰富的和平元素。无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闪亮名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多维支撑。新征程上，伴随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逐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迎来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