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在抗战十四年中，民族复兴思想得到了近代史上最充分、最广泛、最强烈的表达，民族复兴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和要求，进而发展成上下联动、覆盖全民、知行一体的广泛社会思潮，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广泛动员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使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解放战争相互激荡，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抗战期间民族复兴的基本诉求与巨大进展体现为：抗日救亡，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跻身四强，恢复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旧邦新命，恢复中华民族的青春气象；重铸国魂，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抗战后期，围绕“谁是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等争论，国共两党形成了两种中华民族观念、两套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两个民族复兴前景的激烈交锋。已被历史验证了的“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话语，在抗战胜利纪念等语境中得到延续、丰富与强化，并成为中共党史的民族复兴叙事之重要表述。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民族解放战争
中华民族的沉沦肇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自此中国国势日益陵夷，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也是自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最大梦想。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它使我们伟大的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刻”屹立不倒，并成为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抗战时期，各个政党、各界民众、各个民族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诉求做了近代以来最普遍、最清晰、最明确的表达；经过十四年抗战， 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推进民族复兴上取得了至为显著、影响巨大的辉煌业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经过民族解放与自我革命的淬炼锻造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主性进程，探索了“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复兴之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民族复兴思潮：“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危机发展到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使本已垂危的中华民族面临“最危险的时刻”，也给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带来巨大挑战，“间接的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炬”。面对中华民族的厄运和人类文明的劫难，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中国各个政党、各界民众、各个民族纷纷发出抗日救亡的强音、民族复兴的呐喊，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起而抗击法西斯主义势力，为人类正义而战。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现代性的中华民族意识迅速成长，全国性的民族复兴思潮蓬勃兴起。从鸦片战争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了国人的最大梦想；在十四年抗战期间，这一思想得到了最充分、最广泛、最强烈的表达。诚如《义勇军进行曲》所传唱的“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此时的“民族复兴，已然成为全国一致的呼声和要求”。近代以来由一些重要思想家表达的民族复兴思想，发展而成上下联动、覆盖全民、知行一体的广泛社会思潮，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大政党以及中国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青年党等中间政派虽然奋斗目标与政治取向不同，但都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并各自发表了抗日救亡、救国建国、民族复兴的言论，设计了不尽一致的民族复兴之路径与方案。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与国民党当局大力推动并将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标识性话语是分不开的。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林森、陈立夫、蔡元培、阎锡山、李宗仁、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纷纷发表民族复兴言论，如蒋介石相继发表了《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为学做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民族复兴之路》《复兴中华》等讲演，并于1934年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国民党当局还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发起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读书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加以推波助澜。国民党当局宣扬“中华民族复兴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内”，企图以“复兴中国民族文化”抵制所谓“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以“损害民族利益”指责、谩骂中国共产党。当然，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这种表述也表明了其抵御外侮、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蒋介石在1934年7月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中就阐述了“我们要如何来抵抗敌人，以复兴我们中华民族”。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论”的重要特色是与法西斯主义思想合流，即一面宣扬“复兴中国民族文化”，一面鼓吹“法西斯蒂救中国”，几乎同时亮出了“民族复兴”与“法西斯蒂”的旗号，并将德国、意大利作为民族复兴的榜样。有着国民党当局官方背景的《复兴月刊》，在1932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孙几伊的《战后德国人民对于复兴底努力》、寿宇的《欧战后意大利的复兴》等文，鼓吹效仿实施法西斯主义的德、意而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也始终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国民党当局及一些学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仍在鼓噪“法西斯蒂救中国”，鼓动仿效德、意等国实现民族复兴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人在法西斯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即明确反对法西斯主义言行，陈独秀在1923年6月发表的《中国土匪也来了！》一文中就斥责“意大利之法西斯蒂党，其反动的理想与行动，简直是土匪”。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迅速抓住领导反帝斗争这一中心任务，在第一时间发声号召开展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主张“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举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中国去，把东三省完全收回”。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共在宣言、文告、领导人讲话等文献中积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民族的革命战争”等话语。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以革命的民族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革命战争”。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发出通电，痛陈“中华民族危急”，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中国国家社会党、乡村建设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等中间政派，也纷纷提出各具特色的民族复兴主张与救国方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再生社，次年4月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5月20日出版机关刊物《再生》月刊，其创刊“启事”对“再生”一词作了解释：“我中华民族国家内忧外患已濒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兹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唯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此方案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思想于一全盘计划之中……最后更有一根本思想为其基础。”张君劢认为，民族复兴需“有一根本思想为其基础”，需“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为基础”，乃围绕这一主题发表讲演、著述，并于1935年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早在20年代初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中，就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文化复兴，提出了复兴民族文化以复兴中华民族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他在讨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这一问题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之失败”，“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中国新社会组织结构必肇端于乡村”，因此，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关键在于“救济乡村运动及乡村自救运动”，当务之急是在乡村培育新社会组织，“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开展，以迄于完成，即文化建造成功，亦即民族复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也关注乡村建设事业，他们认为“中国今后出路，要向农村寻找，中国才有办法，这垂亡的民族，才有希望”，提出从事乡村建设要聚焦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开展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救国通讯》(后简化为《国讯》)。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刊因战火一度停顿，后于1938年8月13日内迁重庆复刊。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在《复刊词》中表示：“本刊为国难而生，为国难而死，为国难而更生”，“这是先天带着千灾百难，后天吃尽辛苦艰难，命不该绝，绝而复苏的一个苦孩子”；“只求中华国运垂绝而中兴和本刊一样”，希望中华民族命运像刊物一样死而更生、绝而复苏，实现衰而复振的命运逆转。黄炎培在1939年1月发出的《一封公开的信》中指出，“今日我中华民族逼迫到存亡生死关头，同人正在用最大的努力尽最后的责任”；这是一场“民族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已集合了他们全民族的力量，且其目的确在企图灭亡我方全民族的生命。那么我方不集合全民族的力量来抵抗，如何能生存呢”，“个人的生命，系于民族的生命，而求民族的生存，必须唤全民众起来，自力奋斗”。1938年3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这次反抗暴日侵略的战争，乃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后时刻”，这是一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个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战，乃是中华民族图存的最后挣扎，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强调要实现全面抗战，就要实行“政治上的大改革”，“切实实现民主政治”。中国青年党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发表宣言称：“英勇的抗战，制成了锦绣河山壮烈的一件血衣，表示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致的热烈爱国心，这就是保卫祖国、复兴民族最伟大的作战力量”；中国军队“因为受了神圣的卫国战争之血的洗礼”而愈打愈坚强，“单是这一种伟大的收获，已足以复兴祖国而有余了”；比利时、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临亡国惨祸，但全国军民没有失掉国魂，经过艰难斗争实现了民族复兴，中国军民“只要有决心，抗战到底，则比利时、土耳其的光荣往事，我们可以预期得到的”。
在抗战十四年中，抗日救亡、民族复兴也成为舆论界、科教文卫界及工、青、妇各界群众的共同心声。各界人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抗日救亡、民族复兴的实施路径与方案。
在舆论界，以抗日救亡、民族复兴为主题的报刊或报刊专栏纷纷推出。1932年9月1日，新中国建设学会同人在上海创办《复兴月刊》，该刊《发刊词》称：“夫复有重新之义，兴待建设而成……盖中国之能否复兴，实在乎新中国之能否建设而已。”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多围绕新中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这一主题，有的题目直接标明“复兴”“民族复兴”，如寰澄的《中华民族复兴与世界之关系》（第1卷第1期，1932年）、赵正平的《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第1卷第1—5期，1932—1933年）、陈嘉异的《国难严重期中“文化的外交原则”之建议与民族复兴之道》（第2卷第3期）等。有的报刊则以“民族复兴”为主题推出“专栏”或“特辑”。例如：1934年，《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开辟“民族复兴问题”专栏，刊出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赵正平的《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吴泽霖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等文章；1936年，《妇女共鸣》第5卷第3期推出“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特辑，刊发庄静等的《首都妇运同志对本问题之意见》、贾书英的《从民族危机说到妇女在复兴运动中之地位》、俞松汶的《妇女应怎样去参加民族的战争》等文章；1937年，《远东杂志》第2卷第1期推出“民族复兴及领袖论” 特辑，刊发吉人的《民族复兴真谛》、德谟的《民族复兴与经济建设》、吴抱岳的《女性与民族复兴》等文章。
在科教文卫界，相关人士探讨了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事业、文化艺术、康养卫生等事业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科技界人士从自然科学角度探讨了科学与民族复兴的关系。1937年，由竺可桢等编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出版，该书提出“在科学时代欲求民族复兴，决非仅用政治、经济、教育能力所能成功，必须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认为需“从生物学之眼光来看民族复兴工作”，包括从人种学或优生学视角探讨“人种改良与民族复兴”、从营养学或遗传学视角探讨“促进民族健康工作”等。秉志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中指出，生物学与民族复兴关系至为密切，我国因科学落后，国民“对于卫生强种之方毫不注意，使国家濒于极贫且弱之地位。今国人不惮作极大之牺牲、受绝大之痛苦，力争上流，奋斗不懈，以争取独立与解放，则营养、卫生、人种改进之术，宜为国人所悉知，宜为政府与社会竭力劝导而力行”。1934年，张君俊在《防痨》创刊号上发表《从“民族复兴运动”说到“防痨运动”》一文，指出当时中国出现“东北一声炮响，竟把四省的土地和人民一次送与日本”的危险情形，表明急需“医治中国民族的疾病”；“中国民族复兴运动，是应从多方面着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开展“防痨运动”，因为“中国每十万人有患痨病者四千人，全国有患痨病者一千六百万人”。教育界人士探讨了教育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中国教育社于1933年5月创办的《教育与中国》杂志，围绕这一主题相继刊发了环家珍的《我国教育改造与民族复兴》（创刊号，1933）、袁昂的《从农村复兴说到农村教育》（第2、3期，1933）、周华的《民族复兴与教育建设》（第5期，1934）、宕潜的《政治教育与民族复兴》（第9期，1935）等文章。还有其他报刊刊文阐述了教育对于推进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如《江汉思潮》刊发的《从复兴中华民族说到普及教育》一文认为，对复兴中华民族而言，“统一政权与澄清吏治，可收最近之效；普及教育，可收永久之功”。文化界人士则强调了文化事业、文艺作品在推进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1933年，郑宏述在《复兴月刊》刊文阐述了“文艺之民族复兴的使命”，指出“文艺能给予民族以强有力的刺激，强有力的策动”，“新的文艺创造着新的时代，力的文艺复兴起力的民族；伟大的文艺创造着伟大的时代，健全的文艺复兴成健全的民族”，要用文艺激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沉潜了的力”，“从血腥的风雨中探索民族繁荣的康庄大道”。1934年，署名“絮如”的作者在《北方公论》撰文称，“文化和武力，实为民族复兴之两翼。因为武力为民族争生存之有形的工具，而文化实为民族争生存之无形的利器”。当时，文化、文艺界人士围绕文化文艺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这一主题所发表的文章，还有刘鸿逊的《文化与民族复兴》（《磐石杂志》第3卷第6期，1935年）、孟馥的《文化建设与民族复兴》（《学生生活》第4卷第6期，1935年）、王祺的《中国之文艺复兴与民族复兴》（《中央周报》第412期，1936年）等。
二、民族解放洪流：“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关心中华民族命运与关心人类社会命运同频共振，以回应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挑战与法西斯主义对人类发展前途的严峻威胁；二是“复其本来”即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兴其未来”即推进以建设“新中国”为目标的国家建设有机统一；三是痛陈近代中华民族遭受厄运的“国耻”以激发民族忧患意识与阐发中华民族创造灿烂文化的“国荣”提振民族自尊自信双管齐下；四是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复兴运动紧密联动。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民族复兴思潮与民族解放战争相互激荡，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衰而复振之国运转换的关键节点。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把握抗战期间民族复兴的基本诉求与巨大进展。
其一，抗日救亡，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驱逐日寇出中国，恢复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是民族复兴之基本要义，同时也是抗战时期各个党派、各个界别、各族人民的共同诉求。
中国共产党在相关宣言、文告、通电、讲话、书信等文献中，坚定表达了中国人民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失去的国家主权的强烈要求。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所发表的宣言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华北事变发生后，红军在所发文告中呼吁为“收复我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为应对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局面，中共方面及时调整政策，包括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在致书国民党时呼吁国共两党共同致力于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废除一切屈辱的条约”；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在所发通电中表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人所宣示的保卫国土、恢复山河，包括祖国宝岛台湾。193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指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
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遭到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重点由“反共”转向“抗日”，也表达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193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表示，要“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保障我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1936年7月14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言表示，“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转变表示了肯定，在1936年8月25日的《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就称“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提出了包括“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在内的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国民党也把台湾光复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蒋介石称：“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此外，冯玉祥撰有《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陈仪撰有《台湾必须收复》，刘峙撰有《怎样解放台湾同胞》等。
中间政派与各界人士也表达了恢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包括收复台湾的强烈愿望。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黄炎培表示，参政员应当“抱有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对外，我们要为保卫领土国权而争”。救国会领导人史良表示，“我们为了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民族的生存，便不能不而且是不得不运用国家整个力量与敌人作全面的持久的殊死战斗”，除非日本帝国主义“退出中国领土以外，绝没有犹豫及中途妥协的余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张申府指出，“必须竭尽自力对敌反攻，收复失土，恢复国家领土的完整”；提出要争取独立，包括在政治上“国家政治必须独立自主，国家主权必须统一完整，任何外力压迫必须排脱”，在经济上“必须再不受劫掠侵略”，“必须作到自给自足的地步”，“对于思想文化上的独立，与对于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必须同样主张，同样争取”。各界人士所称的“收复国土”自然包括了台湾。1943年初，《大公报》发表社评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我们不能看它流落异国，战后中国一定要收复这块土地。”
经过全国军民、全体中华儿女的浴血奋战与艰苦抗争，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实现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奋斗目标，使包括台湾在内的被日本割占领土回归祖国，使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同胞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入中国版图，台湾光复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复兴取得显著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二，跻身四强，恢复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近代先驱者一直把赶超先进国家、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抗战时期，中国各个党派、各界人士表达了通过抗日战争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恢复中华民族国际影响力的强烈愿望。
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互动关系，深信抗日战争不仅可以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他还指出：中国进行的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国民党也关注中国抗战与国际局势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期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挽回艰危的国运”的变化；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牺牲与作出的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以此来推进民族复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中国抗战的“目的不独在制止暴日之侵略，亦实在于消弭一切破坏世界和平之惨祸”，“确信吾中华民族竭尽其维护公理正义之精诚，所贡献于人类文明世界和平之前途者，必足以副各友邦之厚望”。对于中国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文明、世界和平发挥巨大作用而提高国际地位，国民党是充满期待的。
中间政派与各界人士同样深信抗日战争将有助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在十四年抗战之初，《复兴月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即强调了中国抗日救亡斗争的世界性意义。该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我中华民族，其为全世界安危治乱之中心矣”，因而中国抗战就不仅仅是民族救亡，也关乎世界安危，“必中华民族复兴，而后世界恐慌可以安定；必中华民族复兴，而后世界弭兵可以成功；必中华民族复兴，而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安稳过渡”，“我侪生而为中华民族，不徒负复兴中国之责任，直负复兴全世界之责任”。在抗战正酣、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夕，论者称中国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有万流归海的大趋势，由中国首倡的反侵略的正义战，而达到当前各伟大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并肩作战，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可能阶段。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者，正是说明中国人民因认识人类正义，不惜流血牺牲，而终至获取国际的战友”。在赢得抗战胜利前夕，时论称“我们中国原为反日战争中之主角，我们所受的牺牲最大最惨，因而我们所应得之胜利，亦必最彻底最光荣”，“我们须要在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斗中，取得第一等国的地位”。
中国军民在广袤国土内外所进行的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全面持久抗战，不仅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盟国与主要战胜国，“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了盟国的高度认同与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广泛认可，由此作为“四强”之一于1942年1月1日与美国、英国、苏联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成为26个创始成员国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除此之外，中国跻身“四强”的标志性事件还有中方于1943年10月30日与美国、英国、苏联一道发表《莫斯科宣言》，以及于同年11月与美国、英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近代以来先贤们恢复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针对中国恢复作为“四强”的大国地位，《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我中华民族曾被人看作卑怯无能的劣等民族，但是经过了六年的团结抗战，我国却已经被列入世界四大强国之林了。”
其三，旧邦新命，恢复中华民族的青春气象。“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而“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更是自强不息、朝气蓬勃的青春民族”。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呼唤“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到五四时期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等文中疾呼“青春中华之创造”，再到抗战时期梁漱溟提出“老根新芽”说与抗战胜利后冯友兰提出“旧邦新命”说，均表明期盼中华民族恢复青春活力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想的重要内涵。抗日战争“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在抗战十四年中，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在战火中实现了重生、新生，再现了青春国家、青春民族的气象，其重要表现是各个党派、各界人士都表达了对“新中国”的向往，最终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构想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抗战时期，梁漱溟、张君俊、潘光旦等人还从理论上、从生物学视角提出和探讨了中华民族有无可能及如何实现返老还童的问题。梁漱溟在1934年7月发表的《精神陶炼要旨》讲演中指出，“很多人都有一个念头，以为中国民族已经衰老了”，“中国民族的衰老是不容否认的，但其是否有返老还童之可能，或者是一直下去就死亡，这很成问题”；“个体与群体的生命不同。群体生命是由许多个体生命构成，个体生命既有其死生灭亡，则群体生命的构成原很显然的是常常更换，常常新鲜”；“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老即至于死亡。——‘民族文化能够返老还童’”，相信中华民族“真能返老还童，真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张君俊于1935年出版了《中国民族之改造》一书（原名《中国民族之衰老与再生》），该书列举了“中国民族的衰老表相”并分析了“中国民族衰老之原因”，探讨了“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路”。该书列举了“数千年来继续不断的北来之侵略”、黄河水患及“随黄祸而来”的饥馑与瘟疫、“食料之营养已发生很大之问题”、“花柳、痨病的猖獗已到了极严重的时期”、鸦片的危害等“衰老之原因”，指出“若把原因去掉，即能使这个衰老的民族，变为不衰老了”，“中国即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民族，而永远脱离暮气重重的样子”。
时论纷纷提及古老中国、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抗日烽火的淬炼中获得了新生、再生，即“老中国”一变而为“新中国”、古老民族一变而为青春民族。有论者称，“军事、政治、社会在抗战中均有新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都是在平时不易求得的收获；眼看这个近代国家的新中国，便快要从这回抗战中打了出来”。也有论者称，“西方人，或读过西洋民族史的人，一定会观察到：中国实在一向只有中国人，绝未曾有所谓中国的‘国’，或中国‘民族’。有之，自今日始……正像新婴从母体分割下来的时候一样，很痛苦但也很光荣地写出中国民族史的第一章便是‘全民抗战’”，“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还有论者称，“七七以后，中华民族的觉醒，发展到空前的高度，而形成民族的自我再发现”；中国自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侵略以来，民族觉醒即与时俱进，“但七七的抗战，才使新中国确实站了起来”，“在悲壮的七七抗战中，再生的中华民族，发现自己已经长成，发现自己依然具有不愧为黄帝子孙之伟大性”。又有论者称，“优生学者潘光旦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并不曾衰老，而且正尚在青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的民族将永远辉映着蓬勃生动激扬亢爽的光明，灿烂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也将于此出现”。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念，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引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中华民族这一古老民族，迈上了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中共中华民族观从局部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并用且含义不确定，发展到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使用取得显著优势且含义明确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中共“新中国”话语从苏维埃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新中国”，发展到全面抗战初期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进而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国族建构与现代国家建设之认识的不断深化。现代国族建构与现代国家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使用了体现两者互动的“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提法，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该文在结尾满怀豪情地宣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恢复了青春民族的朝气与活力。
其四，重铸国魂，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实力、物质资源的搏杀较量，也是文化软实力、民族精神的碰撞比拼。“日本强盗的烽火，给我们民族一种新的警钟。自去年全面抗战以来，一般都明白，不拼命，则丧命”，民族精神得以提振，民族意识得以警醒，“文化从军”“文化国防”“民族精神国防”等提法纷纷见诸报章。抗日战争“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维护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抗战时期，各界人士深入探讨了中国民族性与民族盛衰、心理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民族性的优缺点，主张传承与弘扬民族精神，反省与克服中国国民性弱点。杨兴高指出，“在固有民族精神未丧失以前，我中华民族是为世界各民族所敬畏、所崇拜，不受任何外力之束缚与压迫，国际地位是超越于世界各国之上”；“民族精神消失后，中外形势为之大变，外侮之来，无力抵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中国之固有民族精神；欲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必先恢复中国民族之自信力”。王鲁季指出，“夫一民族之能生存于世界，而无穷发展者，要在其有不可磨灭之民族精神也”，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实由中国民族具有特种精神，有非他族所可几及者”，这些精神有大同主义、民本主义、德治主义、和平主义、中庸主义等，“吾人诚欲企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则非努力发扬固有之民族精神不可”。
人们在关注民族精神与民族盛衰的关系时，自然要聚焦于其对当前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时人纷纷强调争取抗战胜利、推进民族复兴，必须恢复中国固有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必须重视国民心理建设、国民道德建设。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署名“旭初”的作者在《中华民族复兴与吾人心理的建设》一文中指出，现在国人都在讲抵抗，“既要抵抗，一方面必须具备物质准备的条件，一方面也须有心理建设的工作，照我个人的见解，以为心理的建设，较之物质的准备为尤难尤急”，民族兴亡要看民族心理究竟是“兴国的心理，还是亡国的心理”。华北事变后，张君劢在讲演中指出，“此次日本之强占我东北四省，非若清季英之割我香港，日之亡我朝鲜、得我澎湖台湾等地可比，乃中华民族之生命已成问题矣”；要挽救中华民族之生存，就要从唤醒民族意识开始，“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亦在于意识。故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也”；当致力于民族意识培养，“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余觉我中华民族，若加以培养，假以时日，定有复兴之望”。在七七事变前夕出版的《民族精神国防》一书中，李笃行指出，“民族精神力是作战的基本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赖我们民族精神的总动员，构筑精神的国防线，充实物质的后援力”；莫寒竹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正在徘徊于死亡线上”，“我们如果要求生，赶快的在物质国防之外，建立起我们的精神国防吧”。在全面抗战进行四年之际，王造时在《今日所应提倡的道德》一文中指出：“敌人的飞机炸，炸不掉我们的精神；烧，烧不尽我们的工作。敌人的大炮轰，轰不动我们的意志；毁，毁不了我们的决心。这些都是爱国心的表现，也就是全民族的气节。我们打了四年多，主要凭的就是这个；将来争取最后胜利，主要凭的也就是这个。”
在抗战时期，中共深刻认识到中日力量对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民族精神力量的对比，因而高度重视在抗战烽火的淬炼中培育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肯定与传承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精神传统；另一方面，推动优秀精神传统与革命红色文化有机融合，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创新发展。毛泽东肯定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强调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在中华民族固有精神与抗战时期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而谱写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史诗。
三、谁为中流砥柱：两种民族复兴史叙事与“两个中国之命运”
1941年12月7日，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标志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汇合为同一潮流；到了1942年底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日本军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主义势力走向覆灭已趋于明朗。国民党当局认为已经到了考虑战后安排的时候，而此时正好赶上美、英于1942年10月9日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并于次年1月11日签订中美及中英平等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蒋介石于1943年3月乘机推出《中国之命运》，抛出了以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民党领导下获得成功、抗日战争以国民党为中流砥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为基本内容的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针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势及军事上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决定对蒋著《中国之命运》展开批判，《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定稿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等文，“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并着手构建宣传以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与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这样，国共两党就形成了两种中华民族观念、两套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两个民族复兴前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交锋。
不妨看看《中国之命运》炮制的“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的基本内容：（1）主张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该书不承认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事实，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2）宣扬三民主义是抗日建国、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该书指出，“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具体到抗战，就是“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3）宣扬国民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该书指出“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地位，古语所谓‘作中流之砥柱，挽狂澜于既倒’这两句话，实在是可以当之无愧”。中国抗战是“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局中”的中流砥柱，而“革命的最高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4）宣扬“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该书宣称“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如能成功，则中国国家方能独立。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可见，其实质内容就是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一党专制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思想。
中共在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及其前后的抗战动员中，构建了与国民党叙事体系针锋相对、符合近代历史事实的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其主要内容为：（1）坚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批判国民党的“多数宗族融和而成”一个种族的主张。《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指出：“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2）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全民抗战、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在使用“中流砥柱”表述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前，相关文献使用过“台柱子”“全国抗战的核心”等说法，如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讲演中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1937年8月25日洛川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相持阶段到来后，随着正面战场的失利和敌后战场地位的提升，中共开始使用“中流砥柱”话语阐释自身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张闻天指出：“共产党员要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去克服一切困难、动摇与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中共使用“中流砥柱”话语的开始。毛泽东在1941年5月25日撰写的题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的党内指示中也使用了“中流砥柱”话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后来，他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而强调：“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在该话语表述中，中国共产党就从“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拓展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中流砥柱、包括但不限于“民族解放”的民族复兴大业的中流砥柱。（3）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科学指导思想。王稼祥指出，在“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斗争中找得了正确的道路”。（4）宣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抗战而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这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战的坚持和胜利；没有抗战的坚持和胜利，也就没有中国。与蒋介石“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的提法针锋相对，《解放日报》一篇社论的标题就取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该社论套用蒋著笔法写道：“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后来曹火星根据这篇社论的标题创作了同名红色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泽东建议在“中国”前加一“新”字，这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由来。
国共两党两种民族复兴史叙事体系的争论焦点之一为：谁是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对此，当时的《解放日报》就撰文以数据与史实作了清晰、明确的回答：“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了”。该报另一文章指出：“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由此可知，蒋介石先生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很明显的，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吗？”此后，已被历史验证了的“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话语，在抗战胜利纪念等语境中不断得到延续、丰富与强化，并成为中共党史的民族复兴叙事之重要表述。
四、结语
抗战期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各界人士、各族人民围绕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求索、奋斗与抗争，为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抗日战争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衰而复振转换、中国恢复大国地位的重要枢纽，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确立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节点。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广大民众，成为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构想，带领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并创造了政治前提；在“两个结合”中得以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争取民族解放、推进民族复兴的科学指南；中共在民族解放洪流中得到淬炼，并通过“延安整风”与“窑洞对话”初步给出了跳出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成为抗日战争、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俞祖华，历史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共党史研究。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50余篇。首位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成果普及奖1项，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5项，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项。
郑泽钰，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与党建。
